我十岁的那年，生了一场比较严重的病——高烧、昏迷、抽筋，现代医学叫做脑膜脑炎或是脑膜炎。那时候我的母亲给我请了一位医生，我家当时住在二楼，那个医生因为着急在从楼梯跑上来的时候不小心摔下了楼梯，但是他没有顾及自己的疼痛，而是爬起来接着跑上楼来到我身边，给我进行物理降温，在我身边陪伴了我一个晚上，不断给我更换敷在头上的冷水巾。在他的努力下，我的体温一点点降下来了，抽筋也停止了。经过了一个晚上那位医生刚想要回去休息，却在他起身要离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腿已经肿得不能走路了。
这些事情都是在我好了以后母亲告诉我的，她还跟我说，你很幸运碰到了一个好医生，如果不是这位医生竭尽全力来救治你，用一晚上的时间来照顾你，可能你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少年鸿鹄志，巧学惜光阴
我长大以后，母亲告诉我她希望我成为一个医生并且要做一个像救我的那位王医生一样的医生。我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从小在心中就有这样一个形象。初中毕业以后，我就考了类似中专一样的卫生学校，两年半以后我被分配到上海杨浦区的一个化工厂里工作，当然现在那个厂子已经搬走并且完全改造过了。我在化工厂里的保健站工作，在那里我又碰到了一位老医生，他是保健站的负责人。我在那里年纪很小资质很低，所以我就跟在那个老医生后面抄方子。过了不到半年，老医生和我说，你还这么小应该继续读书。我脱产了三个月到同济大学去补习高中的代数、几何、三角等等那些在初中没学过的课程。之后，我参加了全国统考。1956年我考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在2000年它并入了复旦，我当时进的是医疗系。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教导就是学习白求恩，所以在我心中又树立了一位好医生的形象。那位王医生引领我走向医学的道路，白求恩向我指明了怎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学五年，因为心中有了那样的医生形象，所以我就拼命学习，再加上我做过一阵子小医生，有一小段看老医生如何给病人看病的临床经验，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开始明白应该怎么读书了。通过老师讲发病机制、临床症状，我就会自己在书上把这些联系起来，这个症状会有多少病我就把它们列出来，同一个症状可能有很多种病也就是老师讲的兼并症状。
我会把学的东西融会贯通，也叫做交叉学习法，就是老师讲一个方向，你自己再去找一个方向，用这种学习方法你就会要花更多的时间看更多的书。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面，可以说即使礼拜天放假，我只有中午回到家吃顿饭和父母见一见面，我的父母亲也非常理解我支持我，从不要求我在家多待一会儿，其他时间我都选择回学校读书。春节期间，我除了回家吃一顿年夜饭，然后就回到宿舍开始学习，大年初一也不会回家。所有寒假暑假我们学校有组织同学们去旅游，我从来不去，就是要用这些时间来好好读书。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医生，不花功夫，不付出加倍的努力是不行的。那个时候我也很注意身体，因为我知道身体不好是没法读书的也是没法做医生的。当时的劳卫制，百米赛跑、体操、跳高等等我也是全部优秀。那时候考试成绩五分制我全部都是五分，所有我都要求自己五分，不达五分誓不罢休，要有这个决心。我对自己有个要求，为了这个要求就去拼，而且我也要自己全面发展，而不是死读书，否则将来也没有用。
大学我们最后要填志愿了，当时可以填三个志愿，我第一个填的是，服从祖国分配，第二个填的是，服从祖国分配，第三个填的还是，服从祖国分配。我要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时候想去大西北支援那里。但不巧学校的统一调配之后，我被留在了下来，分到了华山医院。当时华山医院的院长是骨科的医生李鸿儒，他把我留在了骨科。而我当时最希望做一个内科医生，因为我大学的时候看了很多书，在毕业前就写了一篇关于心肌梗死的血象改变及生化指标的临床意义的文章，并把它投到了《中华内科杂志》。那个时候《中华内科杂志》是国内最高级最权威的内科杂志，现在也是大牌的内科杂志。当时同一期的四篇重要文章中，一篇是上海医学院的陶寿淇专家，他是上海最著名的心血管专家，一篇是北京的黄宛专家，是著名的心电图专家，还有一篇就是我的，我只是个学生。然后我就带着这篇文章去华山医院报道，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内科医生。这个时候一个专管党员工作的领导跟我说，内科只是一个基础，当时他还说了一句话，因为你是共青团员，所以你需要到党需要你的地方去。我一听是党的要求，就没有了意见，绝对服从。我是知道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于是我就去了骨科报道，去报道的时候老院长讲，新建立了一个手外科，杨东岳教授现在缺一个助手。我在大学
期间从来没有上过手外科的课，骨科的课也很少上，上的都只是些大内科大外科的课，手外科我一点都不懂，他们说这就是从头开始，好了，我就是这样开始我在手外科的工作。
医途守“四心”，国手展芳华
当时，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论文中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点是对同志对人民要有极端的热情，第二点是对工作要极端地负责任，第三点就是对技术要精益求精。我把这三条变成了三个心，即爱心、责任心、进取心。后来我又加了一个对同志的团结心。我一直认为做医生要拥有这四颗心。对病人的爱心，对工作的极端责任心，我们的工作面对的是生命，生命最可贵，没有了生命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的责任十分的重大。临床上有许多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比如肿瘤，你要去想，这就是进取心。要想办法去解决，要做到人家不能解决你能解决，做到外国人不能解决中国人能解决。但是我们医学是需要团队合作的，不像以前一个老中医就可以解决，现在是需要团队，尤其是外科，更加注重团队。攻克难题也需要团结，所以需要团结心。
1966年，我随我的老师——杨东岳教授，参加了第一例脚趾移植，手术长达二十二个小时。关键不在时间长短，这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二十二小时中，因为整个手术没有先例，所以我们碰到血管有问题就马上叫解剖教研室的教授来，碰到血管痉挛了就马上叫药理教研室的教授来，甚至还请了针灸医师来共同解决。这个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实际上第一个做脚趾移植的是一位美国人，1965年他一个人就做了这个手术，但是他没有成功。而我们当时是“大协作”，如果不是大协作，我们也不会成功，我一直讲成功要团结要协作，这个是范例。
我们选择拿第二个脚趾。1965年美国人拿的是大脚趾，因为血管越粗越能保证成功。但是大脚趾切除后影响走路，我们走路依靠的是脚弓，有横弓和纵弓。他们的手术对脚弓破坏大，我们切取第二趾对脚弓破坏小。所以我们的手术现在全世界推广，这一点是国际承认的。
三十年前，有个小伙子骑摩托车撞到树上，一下子把臂丛全撞断，肋骨也骨折，膈肌也坏掉。1986 年以前可以用肋间、膈神经修复。而他身上的这些神经都受损了，没有好用的。这可怎么办？1986年的时候我已经做了1000例，我有一个习惯，每做一例就记他特殊于书本的一点，没有一个病人是完全相同的，你们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要非常细致。仔细问仔细查仔细想，这样手术后做一张卡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百张卡片下来后，节假日我会再看这些卡片，在相同中找不同，在不同中找相同。这就是我的思维方法，这样交叉后你会产生火花。结果到1986年，我发现一个特殊现象，C5、C6、C7和C5、C6断掉后症状完全相同，我马上得出多断一根C7没有影响的概念。1986年这位病人臂丛的5个根全部断掉了，我就动脑筋把健侧的C7接过去，最后成功了，而好手没有影响。1992年我到法国、英国开臂丛专题研讨会做报告。两个外国人说：“Impossible，你们中国人尽是吹牛，你们吹起牛来没有话讲。”我说：“这样吧，你们组团到华山医院来，我来开一个给你们看。”后来他们马上组团，36个国家五十多个人飞到我们华山医院。手术室，在我切断健侧手的神经时，还有两个人不敢看。手术后第二天，病人的健侧手马上举了起来。大家都觉得百闻不如一见，问我，“你怎么会那么大胆”，我说：“这不是灵感，科学是讲积累，这是二十四年的积累，一千例以上的重复，最后找到它的特殊。”
这个手术我想讲的是，创新来源于长期的积累，在普遍的实践中找特殊，在特殊中找规律。就这两句话，用哲学去指导科研工作，临床工作。所以我一直讲，做一个医生，会看病，他只是一个医生。既看病又搞科研，这才是一个好医生。当然科研的目的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科研的目的是更好的解决病人的痛苦，更好的推动学科的发展。所以我最后要讲的是我一共拿了七个国家奖，最后做了院士，我要感谢谁？是我的病人，是病人造就了我，是病人付出了代价让我成长。我的经验技术荣誉成果从何而来？全部是病人的奉献。离开了病人，就不会有我的成长。看见病人我们要像看见亲人一样。我们是反馈给病人，而非恩赐。不是求医，是我们求患者，感谢患者。每个人都聪明，最重要的是你用不用心。
难题终有时，寄语青衿子
1981年，已经实施了1000多次的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拇指手术，手术成功率也高达百分之九十三，这么高的成功率在国际上当属一个成就。但是我认为手术失败的病人为我们做了巨大的贡献，对于每一个失败的病人来说，他是百分百失败。那一年，卫生部让我们办学习班向全国推广，于是我们就办了脚趾移植学习班。我当时作为杨东岳的助理，我们选择了一位工厂干活时拇指被机器意外夹断的女病人作为教学手术。没想到，开进去发现她的足背动脉很细。以前失败的案例中有4例是因为血管太细，在一毫米以内，只有一例是成功的，也就是说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她母亲在门口等着，杨医生让我和她母亲商量一下，现在这种情况，一个是停止手术，一个是冒很大的险继续手术，不是绝对不成功，但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可能。这个母亲怎么说呢？我想天下的母亲都是一个声音，“我们跑到华山医院，相信你华山医院，成功了是我女儿的幸运，失败了我们绝对也承受得了，也绝对不会怪你们医生，你们大胆地做吧。”
术后，缝好了血管就是血进不去，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在病房里升起了火炉盖起了棉被，但还是没有用。就看那足趾的皮色从白的一点点变紫，最后变黑，而母亲一直陪在她女儿的旁边。每天去查房就看见女儿一口饭不吃，母亲在旁边哭。这对我也是一个打击，我感到作为一个医生看到失败，真的太痛苦了，这个病人我一直记得很清楚。所以我后来怎么想办法让她不失败，马上做解剖，细的怎么来解决。解剖下来就发现足背的动脉细，但是足底却够粗；第一足背动脉细的，第二足背动脉却是粗大的。而后，我总结了两套供血系统。这篇文章出来后，我们开始用两套供血系统做手术，一千多例里没有再失败。所以足趾移植这一手术我们现在基本解决了。
实际上在开这个女孩足趾移植手术的时候，杨老师的肩关节已经举不起来了。但是为了办学习班，他推迟了治疗。做完这个手术，他马上去拍片，发现肱骨头大块缺损，肿瘤侵蚀，再去检查发现是肝癌转移，但当时原发性病灶却找不出，他第二天就住院了。住院后第二天他看见我时便问“那个病人做完了手术怎么样？”我说“非常好。”我不忍说出事情的真相。每天去看他每天问，我每天就说“这个病人非常非常好。”后来老师到北京去诊治，回沪后很快便过世了。
手的功能是很重要的，我一直讲，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大脑去思维，双手去创造。人和其他动物来比，除了双手和大脑，人都不如其他动物。人的眼睛不如猫头鹰，也不如老鹰，人的牙齿不如老虎，人的鼻子不如狗，人的胃不如牛，腿不如豹。但是只有大脑和双手，没有一个动物比得过我们。手断掉以后，接起来以后，功能最重要。
功能靠康复，我们和国外手外科最大差距就在功能和康复。真正让病人恢复到走向社会，幸福生活，功能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也认识到祖国医学有潜力，祖国医学是整体观，他辨证是综合的，用药也是综合的。我当初应该考中医学院，实际上中医更全面。再加上现在屠呦呦拿到诺贝尔奖更说明只有中医才能走向世界的前列，其他西医都是跟着人家跑。在西医方面，可以说我们手外科显微外科引领世界。所以我们如果把手外科和中医结合，我们就能走在更前面。周俊明医生从中山医院闵行骨科康复病房来，在我科组建了康复室，我们强调中西医结合。我们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在手外科创伤外科做出更多的成就。
我一直讲“有难题就有挑战，就有奋斗目标。”最大的难题: 神经再生速度一百年下来没有变过，一天一毫米。这是一个大挑战，我对促进神经再生的希望在中医。第二个难题：肌肉萎缩。手的最重要功能是掌侧外展，对掌对指，人和猴子的手区别就在此。这功能主要在手的大小鱼际肌和骨间肌。这三组肌肉一共十九块小肌肉，能够让它不萎缩，萎缩了让它逆转过来，这到现在都是一个世界难题。第三个是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所有神经再生与肌肉萎缩都和我们的大脑有关系。司令部在大脑，这个是管再生生长发育的地方。我想研究人体任何部位都要与大脑结合，所以最后是通过脑来研究神经再生和肌肉萎缩的机制，当然现在进入到心理学，这也是很大一块领域。
我今年虚岁也快八十了，希望寄托在你们了，希望哪一天你们能把这百年难题解决。我不过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但是荣誉太多。读书、思考、实践、总结，这就是我要教给你们的学习方法。多看书，知识面一定要广。建议你们多做笔记，学会记录，交叉多学科地学习，用手用脑去记忆，多思考多总结，一定把学习到的东西从皮层落实到大脑深处。
最后，我送给你们一段话，希望有助于你们肩负起这些难题：挑战经典，挑战权威，挑战自我，挑战未来。年轻人们，努力啊！
采访札记
（一）
知道要采访的是德高望重的顾玉东院士，我是欣喜的。何其有幸可以在求学之初就遇到一名学术上的领军人物。所以，我翻阅各种可能接触到的资料，不管是前辈曾经的访谈还是科研成果都被找来研读。精心准备好问题后，带着崇拜和些许的好奇，我们来到了顾院士的办公室。
对顾院士的第一印象是照片上的严谨认真，见到面以后发现前辈很是和蔼可亲，很乐于跟我们这些晚辈进行交流。顾院士从自己做医生的缘由开始，娓娓道来他整个从医的经历。或许前辈的大家风范征服了我，整个采访过程我都听的异常认真。印象最深的是前辈在学医以及从医过程中不懈奋斗锲而不舍的精神和行为。在求学期间，前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不管是周末还是假期，都争分夺秒，甚至春节期间也只是和家人吃一顿饭，接着就回宿舍学习。然而前辈读书并非是投入大量时间去死读书，虽然每门课都是满分，但是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正是因为如此，前辈才能做到在大学期间就能写出《心肌梗死的临床和血象的改变》这样一篇学术性文章，并被国内最高级最权威的内科杂志——《中华内科杂志》所收录。前辈带着这种精神又投入到工作中去，首创的“二套血供的手术方法”足趾移植术，长段膈神经及颈神经移位治疗臂丛根性撕脱伤，小腿外侧皮瓣、静脉干动脉化皮瓣修复肢体创面等等成果多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前辈在前人的经验上不断摸索、不断创新，攻克了许多医学上的难题。这些可能都要归功于前辈求真执着的精神。
当被问到有没有什么失败病例的时候，前辈沉思良久，为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回忆的时候被拉回到当时的场景，讲着讲着，前辈就难以抑制地哽咽了。时隔这么多年，失败仍梗在心中难以纾解，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失败才激励着前辈不断地前进，争取不给每一个病人留下遗憾是前辈毕生的追求。
前辈现已取得的成就可能是其他人穷其一生也难以企及的，但是前辈仍然觉得自己做的不够，觉得自己不过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前辈的言语中饱含着对我们晚辈的希望。
作为一名医学生，以前会把悬壶济世挂在嘴上，但是通过跟顾院士的交流，觉得应该把救人放在心里。医生这一神圣的职业需要并且值得我们为之付出一生的心血，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学有所成，学有所用。随着祖国医学的日益强盛，我们中医学生拥有比往日更多的机会为其发展添砖加瓦。就像顾院士激励我们的那样：挑战经典，挑战权威，挑战自我，挑战未来。拥有未来的我们要奋发要向上要不负前人的殷切期盼，把中医发扬光大！
曹少颖
（二）
11月，跟随导师团采访的同学，我认识了一名医界大师——顾玉东院士。起初，没有采访任务的我，对于顾院士的印象仅停留在：徐建光校长导师、华山医院手外科主任这些冰冷的头衔上。怀着极为简单的认识，我见到了顾院士。
一个友善又风度的大师，这是初见时我的感受。随着采访大半，院士始终保持着翩翩风采以及得体的言辞，讲述着他为何从医，他的个人履历，他成功的课题研究，就像他面对许多人说过很多次的那样。原以为这场采访便会这样告终时，一个犀利的提问打破了沉寂的气氛。
“您在行医生涯中，有没有什么让您感到特别挫败的时刻？”
“……挫败？……当然也会有……”
沉默片刻后，我们听到了一个行医半世纪的医生缓缓道出一段尘封往事。
一次失败的案例，一位伤心的母亲。医生说着说着开始语带哽咽。不知是被故事打动，还是被医生的真情触动，在场所有人眼眶都有些湿润。
我想，失败，并不是流泪的原因。只有情感才有如此强大的魔力，那份医生对病人的责任，那种辜负一份希望的无奈，才是几十年来医生无法忘怀的根本原因。
道别时，顾医生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更加鲜活生动。他走下神坛，走近我们身边，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诉我们，医者之道，医者之仁。无论是医界大师，或是刚下临床的小医生，仁心仁术，何时都不能忘却。顾医生绝不愧为一位关怀病人、精研医术的好大夫，当我们穿上白大褂后，就须以此生去践行那四个大字：大医精诚。
徐鹏媛
（三）
寒风冽，暮秋已去，孟冬至。小雪后的那周二我有幸与师长同学一起前去采访顾玉东院士。作为访谈录整理者之一，前期我已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但依然在采访过程中感悟良多。
时至今日，顾老所言依旧回荡在我耳畔，尽管成功率已到百分之九十七这一国际都认可的高度，但对剩余的百分之三来说，他们就是百分百失败。
于医一途，我们追求的应该是绝对的成功，不应有任何失败可以侥幸地出现在我们的词典中。尽力而为，尽全力去学习，去思考，去突破……
胡玮晔
(四)
有幸能借着采访的机会见到顾院士本人，他的光环很多却没有丝毫的架子，比我想象中的更为亲切。我们坐在整洁的会议室内，静下心听这位尊敬的长辈分享他一路的阳光明媚或风雨历程。在惊叹他医术了得、敢于创新，获得那么多成就的同时，也因他一路走来，在艰辛困苦或失败面前不低头而感动而钦佩。行医者当守“四心”：爱心、责任心、进取心、团结心。他对手外科事业尽心尽力，他凭借着不辜负病人这样的理念诠释着大医精诚。
原来的我对医学道路有着些许的迷茫，但是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谈，我看到了医途的艰苦，感受到了失败的可怕，但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心中多了份坚定，道阻且长而志不移。
陈丽雯